拐骗儿童罪的法益是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与身体安全，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但不具有出卖或勒索财物的目的。如果具有出卖或勒索财物的目的，该罪就转化为拐卖儿童罪。那么，拐骗儿童罪要如何认定?面对拐骗儿童罪的指控，犯罪嫌疑人要如何写辩护词?

　　信天馗，北京刑事大案要案律师 ，上海上海刑事领域专业律师，主要研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信天馗做工作认真负责，自执业以来办理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刑事案件，接手的刑事案件几乎都得到无罪、缓刑或减轻的满意效果得到了委托人的高度好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做，以“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为办案理念，力求帮助每一个辩护人能获得有效辩护并且得到罪轻、无罪的有利判决。

　　

2020年拐骗儿童罪要如何认定?

　　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区别：

　　1、客体要件不同。拐骗儿童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家庭关系和儿童的合法权益，而拐卖妇女、儿童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因而性质不同。

　　2、犯罪对象不同。拐骗儿童罪的对象只限于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而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对象范围广，既可以是成年妇女，也可以是儿童。

　　3、犯罪目的不同。拐骗儿童罪，主要是为了收养或者使唤、奴役，而拐卖妇女、儿童罪则是贪图钱财，贩卖牟利。如果拐骗儿童是为了贩卖牟利，则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如果拐骗儿童是为了扣作人质，以此向儿童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勒索钱财的，则不是拐骗儿童罪，应依本法第239条之规定，以绑架罪论处。

2020年拐骗儿童罪的辩护词要怎么写?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沈某的辩护人，我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拐卖儿童罪不持异议。我的具体辩护意见是：

　　一、本案存在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背离，被告人并非主观恶性深重，社会危害性也不是十分严重

　　本案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程度办案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背离。郎某等人的行为无疑已经构成犯罪，应该打击。办案之解救，使被贩卖儿童离开了收卖人，却不能够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因为被贩卖的儿童都是亲生父母不要或已经被丢弃的。庭审显示，有的婴儿在被行为人捡到时，身上已经爬了好多蚂蚁，被啧好多红包。被告人将这些婴儿买来，辗转到山东，绝大部分被人收买，当着亲生抚养。收养人与被收养婴儿已经建立起深厚的亲情关系。如果没有被案发，这些婴儿无疑是从糠箩跳到米箩，甚至是死而复生。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犯罪，依法解救婴儿，出发点是是保护被卖儿童的合法权益。但如果说解救后，婴儿的命运会比未解救要好，则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公诉人认为这种讲不法成立。那么，我要问，有哪一个儿童被解救后回到了亲父母身边了，在两年的办案期间包括今天的庭审，有哪一个儿童的亲属关心过这个案件?我无意指责解救行为。但这确是本案的一个悖论。

　　被告人主观上是为了获得金钱之非法利益，但客观上却给被贩卖儿童一个比此前遭际更好的命运，甚至使其(必)死而复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公诉人的观点显然将被告人心理活动内容简单化了。我认为部分被告人对犯罪心理内容复合性的供述是客观与可信的，即伴追求金钱利益的同时，也有为这些被弃或有可能被弃婴儿“找一个好一点人家”，使其死而复生的成分，甚至在某些阶段很难分清这两种成分谁主谁次。也就是说，如上所说之“背离”，是行为人行为时心理内容所决定的，是本案所固有的特点。能够验证这一点的还有，在持续数年之久的犯罪中，被告人没有一次是采用拐骗、绑架等恶劣手段贩卖儿童。这使得本案区别于一般的或存在于常人观念中的拐卖儿童案件。立法是刻板与滞后的，生活却是丰富、多样和生动的。本案的特殊性恰恰为法官“找法”、给被告人一个刑罪相当的量刑提出了挑战。我恳求法官充分发挥“活的法律”的能动性，本案业已存在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背离，在你们这里得到尽可能的统一。而公诉人给被告人贸然请求极刑，未免草率。

　　二、沈某犯罪有被裹挟因素，综合其行为，应为从犯

　　沈某原本一老实巴交的农民，几乎文盲，一贯靠卖苦力种地、打工为生。从本案整个犯罪过程中可以看到，依沈某本意，他是很不情愿参与到郎某等人的犯罪当中的。由他参与的犯罪大多是郎某不在家或是郎某生小孩前后行动不便，根据郎某的意思，做一些联系工作，将被贩卖来的婴儿卖出去。一般只要郎某在家或行动方便，有人上门来买小孩，一是来人本身就不是冲着他来的，不找他，二是，他自己也知趣，一来人他就出门避开了，而这又恰恰是他的本意——不沾边。分析沈某参与犯罪的心理，与其说是将小孩卖出去，不如说将小孩托出去。因为小孩在他家一天，他心里总是感到不是个事。他联系将小孩卖出去，不是为了钱，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或使用过贩卖小孩的一分钱。

　　沈某之所以做这些并不情愿的事情，完全是出于他与郎某关系的考虑。在我会见他时，他自卑地谈到，在他看来，他根本配不上郎某，郎某人长得好，又有文化。在他看来，郎某与他的夫妻关系也只是过一天算一天。与此同时，他又怕失去郎某。所以，当郎某不在家或行动不便，联系出卖小孩必须要他出面时他才出面。沈某犯罪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内容与情势。因此，本辩护人认为，沈某的犯罪有被裹挟的因素。再加之他所实施的行为多为帮助、介绍，综合其心理与行为性质，我认为，沈某应为从犯。

　　三、沈某被指控的部分犯罪不能认定

　　这些犯罪分别是起诉书指控的第1——5起、第12起、第13起、第15起、第19起，第25起、第27起、第31起，以及第20起两个小孩只能认定通过高永叶出卖的那一个小孩。通过王廷耀出卖的与沈无关。王廷耀甚至说沈当时不在场。

　　这些犯罪不能认定，或是因为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或根本没有证据，或其实已有证据证明沈并没有参与其中。

　　如，第31起，沈与郎某的说法不一，我以为起码不能认为沈的供述是伪供。这样，证据处于“一对一”状态，不应认定。这还是一种保守的说法，其实，从庭审可以看出，沈的供述是相当具有可信度的。

　　再如，沈某供述，凡通过王廷耀、李振光出卖的小孩均与其无关，这一点，得到了王廷耀的证实。这也证明沈某的供述是可信的。李振光则供述他经手的小孩基本都是由沈某联系的。但李振光的供述存在问题。一是，其供述与其他涉案人供述或陈述不一。二是，可能存在记忆或排列顺序问题。如公诉人在调查第三起时，李说第三起是由沈联系他的，而起诉状第三起李本人也没有参与，李显然将自己参与的第三起与起诉书排列的第三起混淆了。三是，李振光的供述不可信。李振光说他参与出卖小孩没有拿一分钱，可是，别人都讲到他拿钱了。从逻辑上讲，一两次没拿到钱，可能是郎某等人欺骗了他，可总不至于他明知别人欺骗他，他仍甘心一次次受骗。

　　再有，如第27起，郎某称是她联系戈振芳的，戈也说是郎与她联系的，她根本不认识沈。关见英说她根本没有给沈20000元钱。显然起诉书的指控是错误的。

　　公诉人已经意识到对沈的部分指控存在问题，于是，在第一轮发言中着力进行论证。但所列依据是：1、郎某带回的小孩就放在沈家，这就属于“收留”、“中转”婴儿;2、沈有时还喂养小孩(庭审中并未见到这方面证据);3、沈与郎某是夫妻关系，郎贩卖小孩的钱是与沈的共同财产;4、本案不要在具体细节上纠缠。基于以上几点，公诉人又得出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沈某在这部分犯罪中，虽然没有具体行为(这可能就是公诉人说的不要纠缠的具体细节)，但沈应与其妻承担连带责任。

　　公诉人的观点当然不能成立。1、如果喂养小孩也应构成犯罪，那沈某岂不生来就应该承担罪责?因为不喂养小孩有可能使小孩死去，那样罪过只会更大。2、不要说沈与郎某的夫妻关系本身很微妙，沈某不敢对郎某怎么样，依公诉人的观点，因为夫妻，郎将小孩带回家，沈就得承担“中转”、“收留”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岂不沈某即使立刻离婚也难逃“应负”的刑事责任!因为离婚也要有一个过程。3、在这种情况下，公诉人的连带责任感，在我看来只能是连坐责任、株连责任了。

　　沈某实际参与的犯罪应该是12起，涉及婴儿18名。

　　四、关于沈某加重情节问题

　　1、第11起儿童死亡与沈无关。起诉书在第27页就此对沈的指控显然搞错了。

　　2、沈某参与丢弃小孩是因为依他家的经济条件对小孩救治无望，丢弃是想给别人捡去，给小孩一个比留在他家更好的命运。他们丢放的地方也都是别人家的门前等易为别人很快发现的地方。同时，丢弃行为不为刑法第240条第一款第(七)项的“其他严重后果”。依最高法有关《纪要》的解释精神，此处“其他严重后果”应为与造成儿童重伤、死亡相当的情形。因此，该种丢弃行为不应视为法定加重情节。

　　五、沈某系初犯，归案后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

　　(不赘)。

　　综上所述，恳请法庭对被告人沈某在15年有徒刑以下量刑。

　　上海：信天馗

　　信天馗，上海上海刑事领域专业律师，每个案子从刑事辩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从证据、事实、法理、司法伦理等环节进行深入分析，力求帮助每一个辩护人能获得有效辩护并且得到罪轻、无罪的有利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