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天馗，北京刑事大案要案律师，上海，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及司法操作经验。诚实信用，勤勉敬业，以“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为服务宗旨。办案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业务功底扎实，语言表达流畅、思维敏捷，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谈判辩护能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畏艰险、奋力拼争，愿尽自己的所能，为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不敢承诺案件的最终结果，但敢承诺办案尽心竭力!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再审制度的司法建议

论文关键词：刑事再审；程序；人权保障 论文摘要：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理念、具体程序设计上存在不足，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再审制度时应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取消法院再审主动启动权，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提高再审的审级，细化再审理由，使再审案件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下公开开庭审理。 　　　　 　　一、关于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观点与状况 　　 　　对于刑事诉讼中是否设立再审程序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任何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可能绝对地避免错误的发生。美国著名法学家罗·庞德说过：法令承认提供的事实并根据事实来宣布指定的法律后果。但是事实并不是现成地提供给我们的。确定事实是一个可能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再审的主要任务不应是纠错，对“错误”的纠正或救济更多地应当置于再审程序之前的程序之中，再审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人权保障。刑事再审制度的设立是各国处理这部分“错误”的措施之一，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但是，纠正这种“错误”的程序应当设计成为纠正那些显失公平的错误。因此，再审程序首要的价值就是对终审判决既判力的尊重，也是尊重个人避免“双重归罪”的权利。在人权保障日益法律化的当今世界，人权保障尤其是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再审程序也不例外。 　　但是，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对刑事再审制度理念的认识距离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准则有一定的距离。笔者认为应当更多地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角度，而不是从司法机关办案的角度，对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进行设置。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再审程序，必须注意诸多价值之间的平衡。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平正义、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的目的。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最关键的是应当引人联合国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中国国情，应当确立有例外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一定情况下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刑事再审程序。 　　 　　二、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 　　 　　在“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 　　在表述一事不再理原则时有三种立法例可供参考。 　　一是的立法模式。“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以审判或惩罚”。该条款由于过于原则和绝对，许多国家，包括奥地利、丹麦等欧洲国家，对该条款提出保留。 　　二是及有关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原则加例外的立法模式。该公约规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以最终判决为一事的终结点，同时允许各国在满足公约要求的条件上进行重新审理的相关立法，是一种原则加例外的规定。第405条规定，不允许通过监督审复审法院决定而恶化被判刑人的状况，不允许对无罪判决或法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或裁决进行复审。第413条规定，对被告不利的复审必须在诉讼时效内，并且必须在发现新情况之日起1年内才允许提起。 　　三是有些大陆法国家采取的再审仅限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立法模式。虽许可各国有条件提起再审，但有些国家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根据第649条的规定，在被告人被宣告开释或者被判刑并且有关判决或刑事处罚令成为不可撤销的之后，不得因同一事实再次对该被告提起刑事诉讼，即便对该事实在罪名、程度或情节上给予不同的认定，第69条第2款和第345条的规定除外。意大利不但不允许对被告不利的再审，对被告有利的再审也仅于法定情形下方可开启。法国、日本和韩国等也只允许提起对被告有利的再审。 　　从以上规定看，绝对禁止对被告人的不利再审并非国际统一做法。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在刑事司法中有强烈的政策实施导向，这要求判决应尽可能追求实体真实，在程序公正下的判决可能错误时，应尽可能纠正错误。严格地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既缺乏民意和国家意志的支持，现有司法力量也难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因而，在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同时，应设置一定的例外，我国可作以下表述：“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任何人一经人民法院做出最后裁判，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再次对其进行追诉或审判。” 　　 　　划分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目前，刑事再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我国为代表的无论生效裁判存在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适用错误，都适用同一种程序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将纠正事实认定错误的救济程序与纠正法律适用错误的救济程序加以区分的模式。在日本的刑事诉讼中，对于确定判决救济体现为两个方面，即针对法律错误的救济和针对事实错误的救济，前者在日本刑事诉讼中称为非常上告，后者称为再审。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有一些国家虽然不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但以纠正事实错误为重点，而且只有对裁决事实认定错误的再审，单纯的法律问题可以通过向宪法法院甚至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来解决。 　　我国并不存在事实审法院和法律审法院的分工，在程序上也不存在单纯的法律审程序，无论对未生效裁判的复审还是对已生效裁判的复审，均实行全面审理的原则。从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刑事再审案件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也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因此，综观国外的立法例，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情况，目前我国还不宜对两种程序进行严格区分。 　　从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来看，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程序又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以法国、日本为代表，强调保护被判决人的人权，再审程序的提起仅限于为了保护受判决人的利益。根据第622条的规定，法国启动再审的理由旨在维护受判决人的权益，如果发现新的能够证明受判决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均可作为启动再审的理由。日本采取了与法国相似的做法，再审的启动只能为了受宣告人的利益。1948年颁布的现行依据宪法二重危险禁止的规定，采法国主义利益再审原则，即只允许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且“为法律，为利益”上告，不仅是为了法令解释和适用的统一，也应该包括因违反法令而损害被告人利益的情形。另一种以德国为代表，重在求得实体的真实，维护社会的利益，再审程序的提起不仅限于为受判决人的利益。在德国，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被区分为有利于受有罪判决人和不利于受有罪判决人两种。

　　鉴于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和办案质量不高的情况，将不利于被判刑人的再审完全禁止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尤其是严重犯罪的被告人，利用法律制度中的疏漏逃避惩罚，这种情况可能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正实施，继而损害法在公众中的权威性，最终不能达到法的安全性的目的。中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应考虑吸收德国法的经验，将提起再审的理由区分为有利于被判刑人和不利于被判刑人或被告人两种。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程序在提起刑事再审程序时可以不受任何时效和次数的限制。法律应当严格限制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比照民事诉讼的两年申诉时效，可以规定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提起有效，超过两年则不允许再提起。 　　改革再审的启动方式 　　1　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 　　按照现代民主法治原则，司法机关必须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法院拥有审判权，检察院拥有检察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也应当是先有控诉才有审判，不能控审不分。各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认真负责地完成本职工作，不能越权，不能违反法律关于司法权力的职责分配。 　　2　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如果以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为标准，俄罗斯应该可以称为一个转型国家，因此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法律制度更有借鉴意义。俄罗斯把对再审的申请区分为申诉和抗诉，均是一种权利。申诉的主体是被判刑人、被宣告无罪的人以及他们的辩护人或法定代理人，被害人、他的代理人；抗诉的主体是检察长。基于权力的制约和权利义务的平等，应将检察机关的再审启动权纳入法院审查机制，确立法院审查再审程序，加强审判权对追诉权的制约。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但其同时也是公诉机关，依法行使刑事追诉权。人民检察院这种“一身两任”的特殊身份不利于它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全面地进行法律监督，容易导致追诉权的膨胀甚至异化，使其他诉讼参与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检察机关也只能有申请再审的权利，但是否再审由人民法院决定。3　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 　　我国仅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诉，未规定当事人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人。关于再审申请人，除俄罗斯和我国外，多数国家都赋予了再审申请人以法律地位，如当事人死亡。其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都可以提出再审申请。法国、德国、罗马尼亚、日本都有类似规定。法国规定司法部长，德国、日本规定检察长也可以作为再审申请人。从诉讼理论上分析，当事人不能仅作为一般申诉人，当事人不仅是前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也极可能将是后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当事人应作为诉讼主体而不是诉讼客体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因此，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中就不能将当事人排斥出局，而应使当事人能够依法采取积极的法律活动与司法机关共同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进行施加影响。赋予当事人依法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的权利，对其申请内容的审查也就成为应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活动。再审申请人应仅限于被告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被告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可由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为申请。 　　 　　再审的审判主体 　　再审案件应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即中级以上的法院才有权管辖再审案件，基层法院没有该项权力。这样，可以排除种种干扰，从而有利于保证再审案件的质量，并且可以让当事人减少误解，增加信任，实现再审的公正性。 　　 　　改革再审的理由 　　在提起再审的理由方面，我国法律的改革应体现一事不再理原则，保护被判刑人追求判决终结性的权利，并维护司法的公正性等重要价值的平衡。在俄罗斯，因新的情况或新发现的情况，可以撤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裁定或决定，对案件的诉讼可以恢复。所谓新发现的情况，即在法院裁判或其他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已经存在，但不为法院所知悉的有关证据或事实情况。包括：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被害人或证人做虚假陈述、鉴定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结论，以及伪造的物证，伪造侦查行为、审判行为笔录和其他文件，或者翻译人员做故意不正确的翻译，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2，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检察长的犯罪行为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意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3，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法官在审查该刑事案件时实施了犯罪行为。所谓新的情况，指的是在法院作出裁决、决定前不知悉的应当排除行为、有罪性质和应受刑罪处罚性的情况。具体而言，包括：1，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认定法院在该刑事案件中适用的法律不符合。2，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俄罗斯联邦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因下列情形而违反了的规定：一是适用了不符合规定的俄罗斯联邦法律；二是其他违反的行为。三是其他新的情况⑥。 　　因此，我们也应细化再审理由，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并区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有学者认为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致使原判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的，均可以提起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1　发现原生效裁判所依据的实物证据系伪造、变造，或者原审所依据的言词证据经查证为不真实或者是采取刑讯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不具有可采性。2　同一案件事实，发现新的犯罪人，足以证实原判有罪人为无辜的。3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即证据不确实充分。4　发现新证据，与证明原裁判事实的证据存在严重矛盾的。5　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对此各国刑事诉讼法未做具体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际，主要指违反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违反追诉期限规定以及量刑违反刑法规定的等。6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处理行为的。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应当严格限于：1　严重犯罪漏判的，即原判证据不足判为无罪，后来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被判无罪的人确实实施了严重犯罪。2　由于以下两种情形导致错判无罪、重罪轻判、量刑畸轻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处理行为的，被判决人方串通证人、鉴定人作伪证、虚假鉴定的⑦。笔者赞同此观点。首先，该观点对再审理由进行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的区分；其次，该观点细化了再审理由，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改革再审的审理方式 　　我国法律对再审的审判方式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国第二百零六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据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但对如何审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为了法律体系的完整和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再审案件应当和一审、二审案件一致，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应当公开开庭审理。但考虑到问题解决的渐进性，可对再审案件的公开开庭审理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逐步实施。

刑事自诉案件主体刍议

　　自诉案件的主体包括控告主体和被告主体。一般来说，提起自诉的主体是被害人。在这里，自然人作为自诉案件的主体，学术界没有疑义，但对于法人能否作为自诉案件的主体，学术界有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将法人列入自诉案件主体的范围。理由是，原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自诉案件，共二类八种，基本上属于侵犯公民个人权益或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犯罪，这些都不与法人发生任何联系，即法人不能成为这些案件的受害者。然而，刑法修改后的自诉案件，远远不止二类八种，只要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被害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里的被害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应包括法人，因此认为应将法人列入自诉案件主体的范围。第二种观点认为，不应将法人列入自诉案件主体的范围。

　　理由是，尽管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现行刑事诉讼法也扩大了自诉案件的范围，但立法的本意是解决群众告状难的问题。明确规定不将法人列入自诉主体范围，势必增强公诉机关的责任感，由公诉机关从维护国家、集体利益的高度出发，对侵害法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公诉。从而避免因自诉主体过于庞大、复杂，导致人民法院处理自诉案件不及时的现象出现。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是，首先，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生活的变化，法人组织日益发展，法人在社会事务中的地位日渐重要，侵犯法人利益的也不仅限于民事行为，刑事犯罪行为也给法人权益带来了危害。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立法者为保护法人的正当权益，相继在刑事法典中规定了保护法人利益的措施，允许法人以被害人的身份在刑事诉讼中起诉、应诉。我国新修改的刑法也在许多条款中规定了单位犯罪，这些表明立法已承认法人可以成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既然法人能成为公诉案件中被追诉的对象，那么对侵犯其权利的行为自然有直接请求法律予以保护的权利。

　　其次，法人具有诉讼上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这是法人成为被害主体的先决条件。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一方面决定了法人享有法律、法令、政策规定内的权利，其活动范围不得超出权利能力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又决定了法人的行为超出或者违反法人宗旨时，即可能导致行为无效的后果，在某些情况下，法人的负责人还应承担行政上或者刑事上的责任。此时，被害法人就有了诉讼上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即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从而取得原告资格，并以自己的名义实现诉讼权利和履行诉讼义务。再次，法人是法律上的拟制人，本身也具有人格和名誉，当其人格、名誉受到损害时，同样可以提起自诉，得到刑法的保护，如对法人进行诽谤等。最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关于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到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精神，法人可以以被害人的身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尽管这种诉讼是经济损害赔偿之诉，但它却是因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在这类案件中，被害法人是以犯罪行为的物质受害者的身份提起诉讼的，是以犯罪为前提的，因此应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依法提起诉讼的法人团体即为刑事诉讼中的原告人一方，这无疑肯定了法人的刑事被害人地位。